中国鼓励生育措施前移：多地发钱鼓励结婚

发布时间：2025-11-14 11:10:43 来源：毕恭毕敬网 作者：汉沽区

　　来源：财联社

　　“领证还能领红包？”近日在浙江宁波登记结婚的新婚夫妇，收到了政府发放的1000元结婚消费券。钱虽不多，却让很多人在网上分享这一喜悦。

　　这并非个例。2025年初以来，一场以提高生育率为目的的创新生育支持措施，在全国多地悄然展开。从浙江的结婚消费券，到山西的现金红包，再到广州村集体开出的“20万元婚育大礼包”，地方正试图将生育支持政策的发力点，前移至婚姻缔结阶段。

　　人口学界普遍认为，目前中国仍是一个“普婚普育”的社会，绝大多数生育行为发生在婚内，因而鼓励结婚对于应对结婚人数下降，提升生育率具有一定的作用。但学者们也提醒，从长远看，育龄妇女的大幅减少，才是结婚率下降的根本原因，因而生育支持措施必须系统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。

　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初婚人数仅为917.23万人，较2013年峰值2385.96万人下降超六成。结婚登记数也从2013年的1346.9万对，降至2024年的610.6万对，引发各界关注。

　　在浙江，鼓励结婚的政策已形成“全省联动”。宁波市自10月28日起，为新登记结婚的新人发放1000元消费券，可用于婚宴、摄影、旅游等消费。杭州市的同类政策覆盖整个下半年。绍兴市柯桥区、金华市浦江县也相继推出800至1000元不等的“结婚有礼”消费券。

　　11月6日，宁波市勤州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向界面新闻介绍，当地的结婚消费券政策持续到年底，近期结婚登记人数很多，需要提前两天预约，当日已预约满。该政策持续到今年底，明年是否继续视情况而定。

　　在山西吕梁，政策更为直接。自2025年1月1日起，符合条件的新婚夫妇在登记窗口即可当场领取1500元现金红包。这笔钱无需申请，当场发放，被当地人称为“最实在的祝福”。

　　奖励力度更强的，是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龙归街南岭村。该村2025年初宣布，对初婚的本村户籍青年，最高奖励8万元，生育最高奖励12万元，累计可达20万元。这一数额创下目前公开报道中地方婚育奖励的最高纪录。

　　南岭村党委委员何嘉敏告诉界面新闻，该村推出结婚补贴政策的背景是适龄青年结婚意愿持续偏低。他们统计发现，前三年，该村每年登记结婚仅10对左右，三年累计仅三十几对。这一现象主要受现代生活节奏快、工作与经济压力大等多重因素影响，村社层面意识到需要通过政策激励破解这一困境，将生育支持前置到结婚阶段，“没有人结婚哪有人生孩子”。

　　该政策自2024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，采用村社两级双重补贴模式，对初婚夫妻双方均为南岭联社户籍股东成员，村一级给予4万元奖励，社一级再配套4万元，初婚夫妻可累计领取8万元补贴。为保障婚姻稳定性，政策明确要求夫妻需维持婚姻关系满一年，补贴最早于2025年1月开始发放。

　　何嘉敏介绍，尽管补贴尚未正式发放，但政策的激励效果已初步显现。2024年上半年，该村适龄青年登记结婚对数已达10对，且下半年结婚人数通常更多，预计全年登记量较往年有明显提升。她表示，从村民反馈和村社干部走访情况来看，补贴政策有效缓解了部分青年的经济压力，同时传递出对婚姻家庭的支持导向，不少村民已陆续传来结婚喜讯。

　　结婚奖励只是起点，多地正试图构建从“结婚-生育-养育-教育”的全链条支持体系。在南岭村，当地的保障政策不仅覆盖结婚环节，还包含生育、重大疾病、离世等多个场景，形成全方位的生育友好政策体系。

　　在吕梁，结婚红包之外，还有生育一孩2000元、二孩5000元、三孩8000元的叠加补贴。国家层面，2025年起，育儿补贴全面推开，每个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，直至3周岁。多地还延长婚假至18天、25天甚至30天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婚姻登记也更加便利。自2025年5月10日新《婚姻登记条例》施行后，全国通办成为现实，无需再为户口本奔跑。

　　但人口学界提醒，结婚登记人数的持续走低，除了婚育意愿、经济压力等主观因素外，育龄妇女数量的结构性减少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前提。

　　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中国生育率持续处于低位，出生人口数量逐步减少，经过二十余年的人口代际更替，这一趋势已传导至婚育阶段。如今进入适婚年龄的青年，大多是独生子女一代或少子女家庭后代，本身的人口规模就小于上一代，叠加部分人群选择推迟结婚或不婚，进一步加剧了结婚登记人数的下降态势。

　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与2010年相比，2020年中国15-49岁育龄女性人数减少了5749万人，平均每年减少575万人。与此同时，这10年间20-29岁生育旺盛期女性人数减少了3463万人，平均每年减少346万人。育龄婚育人群规模的快速收缩，直接导致结婚登记的不断下降。

　　育龄妇女数量的萎缩，使得结婚补贴等政策的撬动空间受到客观限制。在育龄妇女持续减少的背景下，任何单一政策都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结婚登记下降的长期趋势，这也决定了生育支持需要更具系统性的综合举措，在应对结构变化的同时，着力破解影响婚育意愿的多重难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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